王春良（1928-2009），江苏无锡人，中共党员，教授。著名历史学家，长期从事亚非拉民族民主运动史与世界现代史的教学与研究。曾兼任中国拉丁美洲史研究会理事、常务理事、副理事长，中国世界近代现代史研究会理事，山东省史学会常务理事，全国中小学教材审定委员会委员等职。撰有《拉丁美洲民族民主运动史论》《世界现代史》等著作20余部，获山东省高校优秀教学成果奖一等奖、国家教委高校优秀教学成果奖二等奖、曾宪梓教育基金会高师教师奖三等奖，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

半农半读的少年时代

1928年7月21日，王春良出生于“锦绣江南鱼米乡”的江苏省无锡县陆区镇。父亲是自耕农，母亲操持家务与农活。王春良为家中第3个孩子，也是长子。因其父母均为文盲，在生活中吃尽不识字之苦，故而其父决心送他上学。

王春良原名王秋良，上初一时，国文教师嘱其把“秋”改为 “春”，理由是“秋审”一词不吉，而“春”则象征春风化雨，有欣欣向荣、朝气蓬勃之意。自此，他更名为王春良。他6岁时入陆区镇小学就读。1936年10月，父亲患肺结核去世，家庭顿陷贫困，负债累累，所以刚升入小学二年级的他，被迫辍学，在家务农。1937年8月，日军进攻上海、江苏，同年11月，无锡沦陷，年仅9岁的他开始饱尝战乱之苦。

1938年初，在小学校长许秉钧的关心与帮助下，王春良得以半费复学。后来，他常对人说：“许先生是我的第一位恩师，没有他的关心与帮助，我今生多半会是个文盲。”由于祖国与家庭均处于极度危困之中，条件万分艰难，机会来之不易，尽管是半农半读，但他学习颇知用功。当时，敌后抗日人员常到学校向师生进行抗日救亡宣传，老师和学生的爱国主义热情高涨，如在讲读都德的《最后一课》时，老师声泪俱下，学生泪珠盈睫——他们都亲受日寇烧杀抢掠、殖民统治之苦。那是1942年春天，他第一次由乡下到无锡城里的医院去看病，在进城门时因没有向城门口站岗的日军士兵行礼而挨了打，在忍辱向日本士兵行礼之后，才进得城去。他自幼耳闻目睹日军侵害祖国、残杀同胞的暴行，因此产生了强烈的抗日救国思想。

1941年7月，王春良小学毕业。虽然他学习成绩优异并考取了私立匡村中学，但由于家境贫寒，家庭需要劳力种田，所以他不得不再次辍学。1942年7月，许秉钧在陆区镇创办初级中学，又是在他的关心与帮助下，王春良进入该校半农半读。初中3年共6个学期，有4个学期他的成绩名列年级第一，两个学期名列第二。后来，他对友人说：“在我小学和初中时期，有三点对我至关重要：第一，我遇到恩师许先生，他是一位教育家，关心和帮助学区内失学的儿童和少年；第二，在日寇统治下生活了8年，我深深懂得什么叫帝国主义侵略与殖民统治，这对于我后来所从事的研究课题——亚非拉民族民主运动史中所涉及的殖民地社会与民族运动的认识与理解，具有感性而具体的特殊意义；第三，磨炼使我懂得，一个人要具有艰苦朴实、勤学奋进的品格。”

1945年7月，王春良初中毕业，出于上进心，他跳级考入私立匡村中学高中二年级就读。是年8月15日，日本投降。接着，国民党政府由重庆迁返南京，很多公立学校也纷纷由后方迁回或原地复校。为了减轻学费负担，同时也出于省立学校教学质量较好与水平较高的考虑，1946年1月，他考入江苏省立无锡师范学校二年级就读。当时，该校被公认为师范类学校中的“名校”，有很多名师。1年半的苦读，让王春良受益匪浅。同时，他仍然坚持在寒暑假与农忙期回乡劳动，以济膳费之困。1947年7月，王春良以优异成绩毕业。当时，学校规定，师范生毕业后必须“服务”（从教）3年才能报考大学。这样，从1947年8月起，他便开始执教。

执教与学习：走进“历史学”

1947年8月，王春良被分配到无锡县陆区镇中心小学，该校有附设的初中班。他第一学期教授高小数学课、语文课，后又教授初中数学课和英语课。对他来说，边学边教，不仅使其治学之路得以延伸、拓展，也使其英语基础得以夯实。

这时期正是国民党发动全面内战、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进行解放战争时期，他阅读了许多论析时政的书刊，对国民党政府的腐败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稍有认识。

1949年4月，无锡、南京解放，他和许多热血青年一样，投身于革命工作。1950年3月至9月，他先后参加无锡市教育研究班、苏南行政区教育研究班学习，系统地学习了《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论人民民主专政》等毛泽东著作，以及《社会发展史》《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政治经济学》《土地改革法》等课程。

1950年10月，王春良考入山东师范学院中教部史地组，继续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理论和中国民主主义革命史的基础知识，初步形成了唯物主义历史观。

1951年3月，他被分配到山东省曲阜师范学校任历史教师，并任史地教研组组长，主要讲授世界近代现代史。结合教学，他系统研读了《列宁选集》《毛泽东选集》《中国通史简编》（范文澜著）《中国近代史》《世界通史》（周谷城著）《世界近代史》（王易今译）《殖民地保护国新历史》（古柏尔著）等著作，并开始自学俄语。1954年7月，他被调到山东师范学院历史系，教授世界中世纪史。1955年10月，他考入东北师范大学远东及东南亚史研究生班，开始专攻被压迫民族国家近代现代史。

跨进“亚非拉被压迫民族史”领域

1955年10月至1957年6月，他在东北师范大学远东及东南亚史研究生班学习，学制两年。东北师范大学校长、著名教育家成仿吾，根据教育部要求，为培养高等学校师资，举办了各学科的研究生班，远东及东南亚史研究生班是其中之一。该研究生班的导师是苏联专家科切托夫副博士，成仿吾亲自翻译德文版《共产党宣言》并为学生们作学术讲座。全部课程除远东及东南亚史这一专业课外，还有俄语课、政治理论课(哲学与政治经济学)。1957年6月，他以优等成绩完成学业。

1956年，王春良先生在东北师范大学远东及东南亚研究生班学习时留影

当时，他的毕业论文选题为《论甘地》。20世纪50年代中期，以苏联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界正在争论甘地的历史作用。在斯大林时代，由于斯大林对甘地持完全否定的评价，因而苏联史学界的很多代表性论著都采用此观点。1949年后，我国学术界在“学习苏联”“一边倒”的大环境下，世界史领域中的史学观点受苏联史学观点影响极深，鲜有学者撰写有关甘地的论著，而那些为数不多的论著，对甘地的历史作用，特别是他的“非暴力主义”也持否定评价。正是在这样的学术氛围中，他以《论甘地》为题撰写毕业论文。

1957年至1959年，他的《略论甘地所倡导的“非暴力抵抗”》《略论甘地的历史作用》《关于甘地的经济思想》等论文，在《文史哲》《史学月刊》等刊物上发表。论文引述列宁主义原理：“在估计被压迫国家民族运动时，不要以形式民主为标准，而要以反帝国主义斗争总结算中的实际结果为标准，就是说，‘不要单独看待，而要以世界范围为标准’。”因此，论文认为，甘地的历史作用，不仅表现在反帝国主义的民族民主运动上，而且突出地表现在推动印度资产阶级所领导的民族运动具有的群众性，包含印度教徒与伊斯兰教徒之团结反帝。甘地和许多国大党的“老领袖”不同，在他看来，印度的民族解放斗争如果没有广大的工人、农民和手工业者参加与支持，将不可能获得胜利。为此，甘地一再建议和推动当时印度许多民族运动的领袖到群众中去，建议国大党采用他在南非进行反种族歧视时所用过的群众性非暴力抵抗方式，作为印度争取自由、独立的手段。正是在甘地的影响下，在1919年国大党第三十四次年会上，当时国大党主席莫蒂拉尔·尼赫鲁（贾瓦哈拉尔·尼赫鲁之父）首次提出了改善工农生活条件的决议，并宣布愿意给工农投票权。论文认为，甘地所倡议的新纲领和新政策，标志了国大党的一个巨大进步。国大党已突出地成为一个领导群众从事反对英国殖民政府、争取印度民族自由斗争的政党。

1957年7月，王春良回到山东师范学院历史系，讲授亚洲各国近代现代史和世界近代史等课程，后任世界近代现代史教研室主任，并兼任山东史学会理事、常务理事等职。1958年至1959年，他主持编写的《亚洲各国近代史讲义》《亚洲各国近代史参考地图》，均作为高等学校教材由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这是新中国成立后公开出版的最早的亚洲各国近代史教材，对该学科建设具有开创性与奠基性意义。20世纪60年代初，应形势发展需要，他把亚洲各国近代现代史扩展充实为亚非拉民族民主运动史，形成较完整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历史的学科体系。他先后发表、出版了《试论世界史应以什么为中心》《扎伊尔独立前的社会经济和阶级关系》《拉丁美洲民族民主运动史论》等论文与著作。

20世纪60年代初，我国学术界展开“批判欧洲中心论”的讨论。王春良在《试论世界史应以什么为中心》一文中提出，世界史的中心与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紧密相连，与时代特点密切相关。所谓“时代特点”，就是指“那一个阶级是这个或那个时代的中心，决定着时代的主要内容、时代发展的主要方向、时代的历史背景的主要特点等等”。由此可见，世界史的中心，在不同时代是不相同的。在古代和中世纪，由于自然经济影响，世界的经济、政治、文化中心在埃及的尼罗河流域、中国的黄河与长江流域、印度的恒河流域、两河流域，以及希腊、罗马等地区与国家。然而，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资本主义经济、政治、文化中心在西欧、中欧逐渐形成并繁荣起来。20世纪以来，世界革命中心转移到俄国。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亚非拉地区民族民主革命的胜利成为世界政治焦点之一。亚非拉地区，特别是亚洲地区的经济、政治、文化之复兴，在世界上的影响日趋显著，并逐渐改写近代以来世界历史发展中心曾在西欧、北美的历史。

有关亚非拉各国历史的论文与著作，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我国学术界公开发表与出版的较少。二战后，亚非拉国家民族独立运动空前高涨，我国学术界开始慢慢关注世界被压迫民族国家历史的研究。但是，研究所需的资料少，国际学术研究信息与成果相对匮乏，故而研究中困难较多。1978年改革开放以后，上述情况才逐步得以改善，王春良一些有关亚非拉史的论著，便是在这一时期写成的。

对于西蒙·玻利瓦尔的历史评价，马克思在《玻利瓦尔—伊—庞特》一文中对其肯定少而批判多。虽然《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的俄文版在该文注释中说：“这个条目是马克思在拉丁美洲各国争取独立的战争（1810-1826年）还没有被人深入研究的时候写的。当时相当流传的是一些出于自私动机而参加这一战争的欧洲冒险家所出版的书籍和回忆录。他们中间有很多人在拉丁美洲没有达到自己的目的，所以后来就对独立斗争进行歪曲。”但马克思还是大量引用了这些资料。由此可见，马克思对玻利瓦尔个人不免存在片面的看法。因此，我国学术界将玻利瓦尔的历史评价视为“禁区”，不敢越雷池半步——1977年，王春良参与撰写的《拉丁美洲独立运动中的几个英雄人物》出版时，责编不得不把“玻利瓦尔”这一章删掉。1978年以后，学术界在“实事求是”思想路线指引下，开始解放思想，冲破“禁区”。1981年，《拉丁美洲丛刊》上先后发表了王春良论西蒙·玻利瓦尔的数篇文章。1985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解放者”西蒙·玻利瓦尔》，在我国学术界首开对玻利瓦尔作出较为全面、深入评述的先河。该论著认为，玻利瓦尔在争取拉丁美洲独立斗争中起了卓越的作用，在反西班牙殖民统治斗争中团结了土生白人地主中的爱国者、工商资产者和包括印第安人、黑人在内的人民群众，所以尽管玻利瓦尔的思想与行动之间存在很大的矛盾，但他毕竟领导南美洲许多国家摆脱了西班牙的殖民压迫，建立共和制政体，并进行进步的资产阶级性质的改革。

1987年6月，王春良先生（中）与即将毕业的研究生们合影留念

王春良在《“发现美洲”者之比较研究——兼论哥伦布在两个文明汇合中的地位和作用》《简论美国与拉美的初期关系》《海地革命领袖杜桑·卢维都尔》《莫雷诺与阿根廷独立运动》等论文中，均提出过较为精辟且独到的见解，有些资料在我国学术界是第一次被公开引用，对亚非拉近代现代史的学科建设，起到了有益的拓展作用。

探索并提高世界现代史学科的科学性

从20世纪60年代中期起，王春良教学与研究的重心就转到了世界现代史上。但是，十年“文革”，基本上使其教学与研究工作中止。1973年以后，他逐渐恢复教学与研究工作，并先后担任山师历史系教授、世界现代史教研室主任，中国拉丁美洲史研究会理事、常务理事、副理事长，中国世界近代现代史研究会理事，全国中小学教材审定委员会委员以及中国地图出版社顾问等职。

由于受时代所限，1978年以前，世界现代史的研究成果在国内公开发表或出版的很少。当时，高等学校所用《世界现代史》教材多为内部油印，其体系与观点基本上照搬苏联的相关著作，在科学性上存在较严重的缺陷。自1976年起，王春良开始探索改革世界现代史教材体系以期提高其科学性。他主编的《世界现代史》（上、下册）1981年由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后被教育部选列为高等学校通用教材。《世界历史》杂志先后数次发表对该书的评介文章，其中，著名苏联史学家、上海师范大学教授叶书宗在《可喜的一步》一文中，称该书“是献给国内世界现代史教学和研究者的一份可喜的礼物”。他还指出，该书撰成是要有相当准备、相当功底的，这表现在以下3个方面：第一，初步形成了一个较完整的世界现代史学科体系；第二，重视经济史，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各国经济的发展以及不同社会制度国家之间的经济发展，都作了横向比较；第三，尊重历史事实，对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重要历史现象进行具体的、实事求是的分析，敢于触及社会主义建设基本经验总结，勇于探索东欧各国在社会主义建设不同道路上所取得的成绩和存在的欠缺。作为新中国成立后第一部公开出版的《世界现代史》，该书为我国世界现代史学科建设作出了开创性和奠基性贡献。

为了完善世界现代史学科体系，并进一步提升该学科的科学性，王春良主编了一套世界现代史配套教材：《世界现代史文献与要论选编（1900-1988）》《世界现代史地图集》《现代世界风云纪实》《当代世界风云纪实》，为历史系本科生与研究生以及中学历史教师研究世界现代史提供参考，使世界现代史学科建设日臻完善。

与此同时，数10年来，他对世界现代史学科中的一系列重要疑难问题，作了认真而深入的探索。在《正确理解“全世界无产者和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一文中，他科学地阐明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关于“现代民族解放运动是世界无产阶级革命运动一部分”的根本原理。文章指出，被压迫民族的民族民主运动，包括民族自决在内，并不是什么绝对的东西，而是世界整个民主主义（现在是整个社会主义）运动中的一部分。也就是说，被压迫民族国家的无产阶级（通过共产党）务必要争取实现对民族民主运动的领导权——这就是世界历史发展到现代时期赋予被压迫民族国家无产阶级的时代使命，亦即“全世界无产者和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之真谛所在。

新中国成立后，由于认识上的某种局限性，中苏关系史的研究几乎成为“禁区”，研究者往往对苏联史学中的“大国主义”讳莫如深。20世纪70年代末，“实事求是”的思想方法在学术界逐渐被重视。20世纪80年代初，王春良开始关注苏联“大国主义”与“民族利已主义”对我国世界现代史学科内容的消极影响，率先在学术界发表《评日苏中立条约和雅尔塔秘密协定》等论文。他论证了1941年4月13日签订的《苏日中立条约》有关“满洲国”的声明，认为苏联承认“满洲国独立”是对中国领土主权的侵犯与严重损害。《雅尔塔秘密协定》中，中国则因美苏划分势力范围而在国家领土与主权上遭受极大损害——大国的强权政治与秘密外交，继续欺凌着被压迫的民族国家。

1995年8月15日，王春良先生在国际学术讨论会上发言

1993年，《邓小平文选》第三卷出版。邓小平在《结束过去，开辟未来》的讲话中指出：“从中国得利最大的，则是两个国家，一个是日本，一个是沙俄，在一定时期一定问题上也包括苏联。……十月革命后也还有侵害中国的事情，例如黑瞎子岛就是1929年苏联从中国占去的。主要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接近胜利时，美、英、苏三国在雅尔塔签订秘密协定，划分势力范围，极大地损害了中国的利益。”王春良据此又进一步系统地研究中苏关系史，并写了《雅尔塔秘密协定与中国领土主权之受损害》《论中东路事件与黑瞎子岛问题》等论文。

《论中东路事件与黑瞎子岛问题》指出，1929年8月，苏军从3个方向侵犯我边境：一支攻击绥东、兆兴镇；一支攻击绥芬河；一支攻占满洲里、扎兰诺尔等几个城镇。后来，苏军虽在大部分地区撤走了，但黑瞎子岛地区尚有苏军驻扎。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苏联于1932年3月11日竟同意中东铁路挂伪满洲国“国旗”。1934年9月23日，苏联与日本伪满洲国的代表商定中东铁路的“售价”为1.4亿日元，另加日本负担（支付）3000万日元之苏籍中东路职员遣散费。1935年3月23日，苏联和日本伪满洲国之中东铁路非法买卖《苏“满”关于中东铁路转让基本协定》在东京签字。苏联政府竟把沙俄掠自我国的中东铁路“卖给”日本伪满洲国。这些史实，1949年以来，一度被学界讳而不谈。

在《完整地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与世界现代史研究——关于原子弹历史作用与“纸老虎”问题的思考》一文中，王春良提出，人们对毛泽东有关原子弹历史作用的阐述要完整地、准确地理解。1945年8月6日，美国在广岛投掷实战用第一颗原子弹，促使苏联提前参加对日作战。苏联决定于8月9日零时这一时刻对日作战的真实动机，不是为了“恪守欧战结束后3个月内参加对日作战的诺言”，而是为了在原子弹轰炸广岛后分享（《雅尔塔秘密协定》规定的）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果实。没有广岛原子弹轰炸，苏联虽迟早会参加对日作战，但不会是在1945年8月9日零时。就日本而言，原子弹轰炸促使其提前投降，故若没有广岛原子弹轰炸，日本虽终将战败、投降，但其时间不会是1945年8月15日。这便是原子弹轰炸广岛一事在军事上、政治上的主要历史作用。

在《论印度独立后土地制度与农业的演变》中，他科学地阐明了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民族资产阶级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历史地位与作用的不同。他认为，1947年印度独立后，国大党政府领导的土地改革，从废除柴明达尔等包税剥削制度、改革租佃制度到规定“土地持有最高限额”，虽然前后进行了30多年，但最终改变了印度传统的封建性的大地主土地占有制，土地集中的程度得到限制和改变，大地主的封建特权和势力受到较大冲击而濒于消解，国家财政收支得到改善，农村阶级结构发生根本变化，封建地主阶级被消灭，农村政权转入资本主义经营的地主与富农之手，农业生产力得到较快发展，在此基础上产生了“绿色革命”，粮食自给有余。总之，印度的土地制度和农业实现了资本主义化。

在《简论努乔马与纳米比亚独立——从<毛泽东选集>第二版增补的一条新注释谈起》一文中，他阐明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新独立的国家中，有很大一部分是在民族主义旗帜下“站在中立的立场”——这是二战后作为无产阶级反帝同盟军的民族民主运动的一种主要形式。而且，新的民族独立国家在联合国里不断增加，促使联合国不断向支持非殖民化、民族独立、世界和平、社会进步和改变旧的世界经济秩序方向积极发展，从而使这个国际机构的历史地位与作用，根本不同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国际联盟。这也是时代的一大进步，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不可阻挡的进步潮流。

1990年以后，王春良继续致力于中苏关系史的研究，特别是“十月革命后（苏联）也还有侵害中国的事情”的历史研究。1997年，他已完成3万余字的论文《简论1918-1945年苏俄(苏联)对中国外蒙古的言行》，同时还研究苏联红军进入中国新疆的性质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