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10月,山东师范学院成立时，设立国文、史地、教育、数理化、博物、艺体6系。其中史地系即包括历史、地理两个专业（后分为历史系、地理系）。现在山师历史文化学院即以历史系为基础发展而成。现根据学校档案馆等处资料和院内退休老师回忆，大体勾勒出20世纪50年代山师历史师资队伍的基本情况，尤其是教师们的教育背景、教学和科学研究等内容。

高校教师是办好高校的主体。他们接受过怎样的教育,知识背景如何，是判断一个学校、学科发展的重要视角。从1950年来校的廉立之、汪伯岩，1951年来校的韩亦琦、李天佑、安作璋等，到1959年在历史系工作的教师接近30人。其中廉立之在50年代一直担任系主任。因不同时代的教育状况不同，故人们所受的教育是有区别的。在这十年中，山师历史系师资大致可分为三代。第一代为民国时期受过完整大学教育的教师。例如韩亦琦（金陵大学）、廉立之（北平师范大学）、汪伯岩（北京大学）、莫东寅（日本东京帝国大学）、李念孔（中央大学）、李季平（北京大学）、魏钦吾（东北大学）、刘祚昌（四川大学）、李天佑（复旦大学）等。第二代为跨新旧时代接受大学教育的教师。例如胡滨，1946年考入北京大学政治系，1950年毕业后考入清华大学研究院，1952年提前毕业后分配到东北师大历史系，1956年调至山师历史系工作。安作璋，1947年考入齐鲁大学文学院历史系，1951年毕业后至山师历史系工作。第三代为新中国成立后大学教育培养的教师。既包括外校毕业来山师工作的教师，例如海恩忠（1955年从东北师范大学历史系研究生毕业后来山师），许泽元（1955年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毕业后到山师）等；也包括本系毕业留校的教师，例如曹思白（1952年）、林敦明（1956年）、张培义、赵继颜、孙祚成、周国平（1957年），迟东枢、冷家煴（1959年）等。还有从其他学校调过来的教师，例如荆三林（1954年从厦门大学调至山师），刘祚昌（1956年从东北师范大学调来山师）等。 

教育背景在一定程度上代表知识结构，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其教学研究水准和学术视野。历史系教师具有良好的教育背景，这是开展教学和研究的基础。新中国成立后的最初十年，山师积极贯彻政务院发布的《关于改进和发展高等师范教育的指示》，抓好教学，深入开展教学改革。教师们在这样一个新的学校、新的系科中，保持着较高的教学热情。历史系设有中国古代及中世纪史、中国近代史、中国现代史、世界古代中世纪史、世界近代史、现代史等教研组，并开设相关课程。至于当时老师们的上课情况，我们可以唐志勇回忆安作璋先生的文章中可见一斑。唐老师1956年考入山师历史系，安作璋先生曾为这级学生讲授《中国古代史》课程，他回忆道：“（安作璋先生）教学态度，严肃认真，一丝不苟，自己编写讲义，每堂课都有细心准备的教案。他的课堂讲授，观点明确，言之有据，很有说服力；材料丰富，表述生动，颇具感染力。同学们都喜欢听他讲课。”安先生还注重培养学生钻研问题的兴趣和能力，在讲课中有选择地介绍一些不同学术观点，启发学生去借阅有关书籍，进行比较研究；同时激励同学们在青年时代要勤奋学习，掌握做学问的观点和方法，争取成为史学专门人才。

为了推动教学工作，提高教学质量，历史系教师积极参加教学工作座谈会和观摩教学活动。1954年11月，学校工会教学委员会举行了教学经验交流座谈会。历史系李念孔、汪伯岩等老师作了发言。1959年，历史系组织全系教师开展了两次观摩教学，着重解决如何使史料和理论密切结合、怎样才算既系统全面而又重点突出、如何处理讲义和讲稿的关系、如何处理学术思想与阶级斗争等。两次观摩教学后，历史系提出主要解决办法，是根据各教研组、各门课程和各人的具体情况，分别轻重缓急，先小后大，先易后难，然后在深入钻研的基础上，加强集体备课，有目的有重点地组织各教研组的观摩教学活动等。

根据教学工作的经验，部分教师发表了一些教学论文。例如，李季平的《陈涉起义的进军路线》（《山东师院》1954年第42期），强调在教学中使用历史地图的重要性；李念孔的《怎样组织和进行课堂讨论》（《山东师院》1955年第45期）认为“课堂讨论一方面直接关系着学生对课堂知识的巩固、加深和他们的独立工作能力，另方面可借以检查教学效果和考查学生的学习成绩，以作为改进教学的依据”，提出从选择讨论题目、对全体同学作必要的交待、主持人应发挥主导作用、总结等方面进行课堂教学；廉立之的《提高历史教学的课堂讲授质量》（《山东师范学院学报》1959年第5期）从本系实际教学中存在的问题出发，分析讲授时应该遵循的原则。

教学实习是教学计划中的重要组成部分。1955年4月，荆三林带领历史本科学生对济南玉函山进行考古实习，目的是“通过这次实习对封建时代的宗教史迹有一系统的认识”。实习结束后，由荆三林执笔写成《玉函山之宗教史迹——山东师范学院史本三第二次田野考古实习报告》，总结了这次实习的三大收获：一是具体认识到玉函山宗教史迹的完整性；二是具体了解了玉函山宗教发展的历史；三是在教学上，一方面把理论与实际结合起来认识了宗教遗迹，同时从这些有系统的宗教史迹上看到了一套活的中国宗教历史。

科学研究工作是提高教师科学水平和教学质量的重要方法。《山东师范学院1954-1955学年第二学期工作计划》中提出“加强对科学研究工作的领导，有计划地开展科学研究工作，积极提高教师的业务水平”。1955年3月，学校成立了科学研究委员会，领导全院的科学研究工作，其中历史系主任廉立之为委员之一。余修院长在系（科）主任、教研组主任工作会议上进一步强调“科学研究是提高教师思想、业务水平，推动和提高教学工作质量的重要关键，我们必须对其有足够的重视。”历史系教师响应号召，积极开展科学研究，撰写了一批高质量的论文和著作。

中国古代史方面的论著主要集中在秦汉史、考古、农民战争等方向。安作璋在山师学报先后发表了《论衡的作者王充》《公元二世纪七十年代羌族人民反抗东汉统治的斗争》《西汉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在《光明日报》发表《西汉的西北屯垦》《西汉农官的建置及其作用》等文章，并出版《汉史初探》（学习生活出版社1955年版，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再版）、《两汉与西域关系史》（山东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等著作。1955年，荆三林的《中国生产工具发达简史》由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次年，其《考古学通论》由山师教务处编印。研究农民战争是老师们的重要研究方向。李季平在《陈涉起义的进军路线》文中说：“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的历史，无论在历史科学的研究中或是在历史教学的讲授中，都应是重要的内容之一。”孙祚民的《关于“农民政权”问题》（《新史学通讯》1955年第8期）文（后在1956年出版《中国农民战争问题探索》）；王守杰的《太平天国的经济政策》（《山东师范学院学报》1957年第1期）；石芳苓的《明末徐鸿儒领导的山东农民起义》、李天佑的《中国农民战争的特点问题》（《山东师范学院学报》1959年第5期）等论著，即是这一方向的代表作。

中国近代史方面以汪伯岩、胡滨为代表。汪伯岩的《中国近代史讲话》一书，分为六个分册，从1954年7月起由山东人民出版社印行。该书是新中国成立初期较早出版的中国近代史著作，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和现实意义。另外他还写了《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农村革命根据地》（新知识出版社1955年版）。胡滨的《戊戌变法》在1956年10月由新知识出版社出版；次年10月三联书店出版了其《十九世纪末叶帝国主义争夺中国权益史》；1959年，他翻译的《列强对华外交》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世界史方面主要以王春良为代表。1955年11月，苏联领袖布尔加宁和赫鲁晓夫在访问印度期间的讲话中一再提到甘地的历史作用问题，这引发海内外对甘地的评价。王春良发表了《关于甘地的经济思想》（《史学月刊》1957年第6期）、《略论甘地倡导的“非暴力抵抗”》（《史学月刊》1958年第1期）、《略论甘地的历史作用》（《文史哲》1958年第4期）等关于甘地的文章；还发表《略论马来亚工人阶级在民族解放运动中的伟大作用》（《山东师范学院学报（历史版）》1959年第5期）。

历史系教师根据教学和研究方向主持了一系列科研项目。根据1956年高等教育部编的《1956年全国高等学校科学研究题目汇编》，山师历史系教师在1956年的科研题目，包括汪伯岩的《太平天国的革命思想和制度政策》、莫东寅的《八旗制度》、荆三林的《神通寺史迹考：济南南山柳埠附近之佛教史迹》、安作璋的《两汉交通西域史》、李天佑的《明清之际的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第一、二部分）》等。

教师们不仅自己进行科学研究，而且指导学生参与科研活动。例如，教师曾指导三、四年级学生完成的《中国农民战争史上的“流寇主义”问题》一文，发表在《山东师范学院学报》1959年第5期。同年完成的《近百年山东人民反帝斗争史》，也为师生合作编写。为了编写该书，当时师生用20多天时间阅读图书杂志1000多册，翻阅解放前后的报纸多种，并到各地调查访问。

为了给教师的科研成果提供平台，山师学报编辑部专门在1959年第5期出版“历史版”，刊发了历史系教师的《中国古代史籍在古史研究工作中地位的初步商榷》（汪伯岩）、《元代的寺院经济》（赵继颜）等6篇文章。同年，历史系教师完成《近百年山东人民反帝斗争史》《济南机车工厂史》《山东近代人民革命史》以及《拉丁美洲近代史》等著作。

历史系教师不仅重视自身的教学和研究，还注重加强学术交流，服务社会。1954年，受山东科普协会邀请，历史系廉立之、汪伯岩、李天佑等教师参加关于“台湾”的讲座，受到听众的热烈欢迎。为了援建其他高校师资，1958年山师从各系抽调教师，其中包括3名历史系教师。

20世纪50年代的山师历史学人，其工作于新中国成立初期，他们的教学和研究，在某种程度上是我国高等师范教育变革和社会经济发展的产物。当然，这些论述，不仅能够使我们了解前辈学者的努力和贡献，同时也能激励现在山师历史学人的创造激情，从而推动历史文化学院乃至山东师大更好的向前发展。